赵跃利︱金庸与《最厉害的家伙》
《最厉害的家伙》书影1956年4月，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了一部“滑稽讽刺小说”《最厉害的家伙》，原著者丹蒙·伦扬（版权页印作D·伦扬），译者金庸。共收录翻译小说七篇，依次是《吃饭比赛》《柠檬少爷》《记者之妻》《十二枪将》《最厉害的家伙》《超等大脚》和《恋爱大王》（以下称为前七篇）。一此七篇小说，根据目前零星资料判断，初刊是在香港《新晚报》，署名是“温华篆”，具体日期不详，大致在1950年10月至1952年6月期间，香港《新晚报》创刊于1950年10月，创刊伊始即连载金庸翻译的《中国震撼着世界》，继后是《朝鲜美军被俘记》《朝鲜血战内幕》，1952年6月5日，翻译完《朝鲜血战内幕》，推测前七篇就出现在这一时间段之内。金庸在完成职业翻译工作任务之余，翻译了这些短篇小说，在《朝鲜血战内幕》连载结束，金庸又接续前文未竟之事，接连翻译出《马场经纪》《神枪大盗》《开夹万专家》（以下称为后三篇），于6月6日开始连载，至7月2日结束，署名也是“温华篆”。但是，前七篇结集《最厉害的家伙》出版，并未包含后三篇。1966年11月前后，前七篇再刊于香港《明报》，署名“金庸”，由云君配图。1981年3月1日至4月3日，前七篇再次刊于新加坡《南洋商报》，署名“金庸”，无配图。其后，再未见到出现刊载。2016年7月，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《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·金庸卷》，李以建编，收录了前七篇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此书收录的七篇作品，与《最厉害的家伙》在编目排序上有所变化，在文字上也不尽相同，被故作聪明的编辑动了手脚，在引文上敬请读者小心使用。实际上，金庸翻译丹蒙·伦扬小说，曾经在香港《大公报》上刊登过两篇，比《新晚报》更早。第一篇是《记者之妻》，刊登日期是1948年9月8日至12日，后来被收录到《最厉害的家伙》；第二篇是《会一会总统》，刊登日期是1948年11月23日至28日，此篇命运不济，未被收录到《最厉害的家伙》，而且此后再未被提及。两篇署名均是“白香光”，未注原著作者，但称之为“冷扬短篇小说”，可知原著作者被译作“冷扬”。这样数下来，金庸前后翻译丹蒙·伦扬小说总共是十一篇。金庸在《最厉害的家伙》一书结尾，写了一篇《译者后记》，简略地介绍了一下原作者以及这七篇小说主旨，使读者有初步了解和认识。全文是：丹蒙·伦扬（Damon Runyon）是美国小说界的一个怪才，他所写的小说独树一帜，别出心裁，常有意想不到之奇。一般人都拿他与奥·亨利并列，不过奥·亨利是早一辈的人，不像伦扬作品中写的都是二十世纪的人物。伦扬的文笔非常奇特，全部没有过去式，而俚语之多之怪，在美国作家中也是罕有的。他写的大都是纽约百老汇黑社会中大大小小的人物，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社会的情况。他每一篇小说都很滑稽，但总多多少少反映出了美国生活的一面。伦扬逝世后火葬，骨灰用飞机撒布在纽约百老汇上空，这是他遗嘱中规定的。这个集子中共收了他七篇短篇小说。《吃饭比赛》是对节食者的讽刺。《柠檬少爷》有很强烈的社会意义，在滑稽中含有辛酸的眼泪。《记者之妻》是拿一个卑鄙所谓“上流人”，来和一个好心肠的流氓相对照。《十二枪将》讽刺无聊的匪徒影片对年青观众所造成的心理上的后果。《最厉害的家伙》取笑专门刮龙的庸医。《超等大脚》嘲笑在纽约这商业社会中，“信用”与“商业合约”是这么一回事。《恋爱大王》则叙述一个卖苹果的穷老太婆，远比那些珠光宝气的太太小姐们有良心得多。原作者名字是Damon Runyon，译作“丹蒙·伦扬”“台蒙·伦扬”或“达蒙·鲁尼恩”等。本文依金庸翻译，一律写作“丹蒙·伦扬”。文中的“奥·亨利”，即“欧·亨利”。二丹蒙·伦扬，美国堪萨斯州曼哈顿人，生于1880年。1907年加入《丹佛邮报》，写小说、社评以及体育通讯或者打油诗，尝试写过各种题材。1910年与艾伦·伊根结婚，成为《纽约美国人》的体育记者。不过，他对爱情充满希望，但婚姻并不美满，他迷恋自己笔下“百老汇”灯红酒绿的夜生活，以及黑帮流氓、妓女、骗子、赌徒等狐朋狗友，自叹不是一个好丈夫，却又不思悔改，夫妻貌合神离。1931年艾伦去世，伦扬随后再婚，婚后专注书写百老汇“红男绿女”（Guys and Dolls）系列小说，写得“华丽迷人，非常非常有趣”（《纽约时报》评语），由此奠定了他的国际声誉。1946年12月10日，伦扬在纽约因病呜呼哀哉，不得不告别了他那些热爱的但还依旧在百老汇游荡的“家伙”。丹蒙·伦扬伦扬生前并没有写过自传，他生前也拒绝写自传，他在专栏中曾说：如果我说实话，很多人，包括我自己，可能会坐牢。如果我说出真相，或是只是半途而废，很多现在对我有信心的朋友会说，那个伦扬是个胆小鬼，是个冒牌货，既然他要写自己的人生，为什么不写得和他的小说在一个水平线上？（注：指像写小说一样赚钱。）但是，他也曾在专栏评价过自己：伦扬本身不是一个幽默作家，他只是一个戏剧作家，他经常设法幽默地说出自己的东西，因为认真的话会无法说出，他不想这样。他用半真半假的口吻，传达出一种诙谐的趣味。他的内心是一个伟大的叛逆者，是一个伪装的失败者，他总是假笑着，半开玩笑地说，只要我们还有人类的贪婪和人类对自己的残忍，世界就不会改变。女人们继续欺骗她们的丈夫和情人，反之亦然。政客们将继续掠夺公众，公众将一如既往地保持沉默。他有一个不易习得的技巧，就是用他的小说间接地传达他的想法。金庸当年很可能喜欢上伦扬小说这种幽默揶揄的品质，见猎心喜，才动念去翻译。不过，最初金庸看到的可能并不是伦扬的原文，而是在杭州《东南日报》上看到了“斐然”的译作。金庸最初投身报界，即是在《东南日报》。1946年至1947年期间，金庸在《东南日报》上发表了许多作品，同时担任过该报副刊编辑，主持了《信不信由你》《咪咪博士答客问》等专栏，对副刊上刊登的文章会很熟悉。一名署名“斐然”的作者，从1947年8月31日至11月21日，连续刊发了六篇伦扬的译作，分别是《大脚山姆的信用问题》《大乔耳奇遇记》《我皇万岁》《赌妻记》《大老倌的浪漫史》《绝情记》，原著作者译作“台蒙·伦扬”。尽管金庸在连载斐然译作期间的10月6日向《东南日报》提呈辞职，但并未马上离开，在10月23日还发表过署名“白香光”的译作《求爱的礼节》。故此，金庸很可能是看到斐然的译作，才引起他对伦扬作品的关注和兴趣，到香港《大公报》之后，开始动手翻译伦扬的作品。三斐然，原名章先梅，其人颇富才调，从1947年下半年至1949年上半年，利用两年的狱中时期，翻译伦扬著作三十篇左右。《西点》杂志更是介绍说“斐然先生已译就伦扬全集，即将出版”。当然，不可能译出了全集，也没有见到结集出版。1947年9月4日《铁报》刊有一篇署名“光禄大夫”的小品文《章先梅狱中译小说》，可略窥当年章先梅翻译伦扬作品的实况，文章全文照录如下：新闻报印刷部主任章先梅，沦陷时期曾任伪扬中县长，其时袁殊炙手可热，章袁为盟兄弟，乃以是而投伪焉。胜利后，章尝重入新闻报，不料为人检举，终被判刑二年。近在狱中，埋头迻译台姆伦扬之短篇小说，署名斐然，辗转交和平日报发表，所得稿酬，聊补妻子糊口之需，按伦扬为独成一派作家，所用字汇，自出心裁，十九皆为流氓淫妇口语，故译笔不易传神。章先梅尝带口信出来，恨不能有实际体验，或不免贻笑“不忠实的翻译”之讥耳。百无一用是书生，顾一入狱中，书生犹能卖文博利，前有萧剑青，今则章先梅，彼赌台老板白相人之流，关了进去便真百无一用矣，除了化钱之外。至于章先梅入狱情况，1946年11月25日《罗宾汉》载有“波罗”所写一篇短文《喜晴斋随笔·记章先梅》有较详细记载：近闻章之被捕，系为其同事张君所卖，张与新闻报总编辑赵敏恒，积不相能，章重入新闻报，为赵所拉拢，张衔恨图报，遂控章以为泄愤之举，章乃为二人交恶中之牺牲品矣。“光禄大夫”真名不详。“波罗”即卢溢芳。卢溢芳，又称“卢一方”，近代著名报人，创办过一张《铃报》。曾与冯梦云合租一屋，刘半农借用二人的姓氏，“卢”和“冯”，戏题其屋名为“非驴非马之室”。斐然在《东南日报》和《和平日报》两报发表伦扬译作，较多且集中，共二十篇，其中《东南日报》六篇，《和平日报》十四篇，彼此互不重复。在《和平日报》连载伊始，有编者按：台蒙·伦扬，被誉为“今日之奥·亨利”，美国人，曾任新闻记者，当年专写百老汇形形色色，所作短篇小说拥有极大量的读者。为当代“都会文学”别创一格。作品中人性味极浓，情节尤引人入胜。去年（注：即1946年）在美逝世，盖棺论定，对其作品的评价虽有各种不同的看法，其作品的成功至少已留在都会读者的心中。斐然先生译笔流畅生动，足以译出原作之特殊风格也。《东南日报》开篇介绍仅有一小段：台蒙·伦扬是美国最受欢迎的一位幽默小说家，他善写下层社会的人物及其特殊生活，有绘影绘声之妙。兹译刊《大脚山姆的信用问题》一篇，尤为其生平得意杰作。读者在欣赏伦扬之描写手法以外更能领略美国下层社会之众生相，必感无限兴趣。猜测当年金庸也是“必感无限兴趣”，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，才有金庸版本的伦扬译作诞生。四以下对金庸翻译的每一篇小说略加介绍。（一）《记者之妻》原名Romance in the Roaring Forties，所见收录于1935年“PENGUIN BOOKS”出版的GUYS AND DOLLS。此篇是伦扬创作的“百老汇”故事系列的第一部，发表于1929年的“Cosmopolitan magazine”，此篇发表之后，伦扬一夜之间就成了小说家，《伦敦旗帜晚报》（London Evening Standard）的文学评论家称伦扬是一个天才，说伦扬“创造了一种新的人性，就像刘易斯·卡罗尔一样令人惊讶”（invented a humanity as new and startling as Lewis Carroll did）。（二）《会一会总统》原名A Call on the President，所见收录于1958年“RANDOM HOUSE”出版的A TREASURY OF DAMON RUNYON。此篇是伦扬的“Joe And Ethel Turp”（金庸译为“乔和艾丝”）系列的第二部作品。伦扬在1937年写了一篇Nothing Happens in Brooklyn（《布鲁克林什么都没有发生》），把“乔和艾丝”这对年轻夫妇介绍给了读者，“乔和艾丝”也是伦扬非常喜欢的人物，于是在1938年又以二人为主人公，写出了本篇，在写法上比上一篇有了很大改动，为了增强故事效果，他减少了描述性的词汇，重点突出人物的活动，取得的喜剧效果也非常成功，读者不仅会喜欢上这对年轻的夫妇，同时也对充满喜感的总统也有了深刻印象。（三）《吃饭比赛》原名A Piece of Pie，所见收录于1956年“PENGUIN BOOKS”出版的GUYS AND DOLLS。此篇是《最厉害的家伙》里面的第一篇，很可能也是在《新晚报》连载时的第一篇。金庸在此篇中，首次使用了诸如“瓜直”之类的粤语方言，以及“贴士”等音译词汇。这可说是金庸译作中的败笔，毕竟原著里的美国俚语并不等同于粤语方言，不但体现不出原著轻松幽默的风格，反而影响阅读快感。（四）《柠檬少爷》原名Lemon Drop Kid，所见收录于1945年“AVON”现代短篇小说月刊出版的TEN STORIES BY DAMON RUNYON。其后各版本很少收录此篇。在1951年3月8日，有美国同名电影上映，译为“柠檬糖小孩”，即根据此篇改编，但剧情与金庸译作有很大区别，不知道金庸当时依据哪一部英文原版。（五）《十二枪将》原名Tobias the Terrible，所见收录于1942年10月“POCKET BOOKS”出版的THE BEST OF DAMON RUNYON。THE BEST OF DAMON RUNYON收录作品由伦扬亲自挑选精品，最初于1938年2月24日由“Frederick A. Stokes Company”出版，笔者所见的1942年10月已经第十三次印刷了。不过，其它选集本很少收集此篇。主题讲述的倒并非金庸认为的，是匪徒电影对青少年的影响，而是“信任”，一群所谓“上流人”（就是黑帮大亨）聚餐，相约都不携枪，但每个人都带了枪去，却不约而同地交给了一个看起来最不显眼的老实人保管，结果警察搜捕，在老实人身上搜出十二支枪，老实人被称作“十二枪将”，尤其讽刺的是，老实人被释放之后，竟被当地市民选为警官，认为他“威名远震，如果当了警官，歹徒一定不敢走近伊施拉墨斯（地区名）”。（六）《最厉害的家伙》原名Blood Pressure，所见收录于GUYS AND DOLLS和THE BEST OF DAMON RUNYON各版本中，直译为“血压”，斐然的译名就是《血压》。金庸认为是“取笑专门刮龙的庸医”。刮龙是广府俗语，意思是掠夺金钱。但并非如此。实则是讽刺欺软怕硬，欺善怕恶的流氓恶棍。这一点恐怕是金庸看走了眼，庸医并非就是庸医，但恶棍肯定是恶棍。此篇译文妙处在于结尾一句的不同译法。原文是：“Ten bucks, please.”he says.直译过来就是：“请给我十美元。”他说。斐然的译文是：“对不起，诊金十块钱。”从翻译角度来说，没有问题，在“信达雅”三方面来说，至少前两项是满足了，后一项却未必，因为从阅读语气来说，毫无感情色彩，体现不出人物感情和情绪。金庸在《最厉害的家伙》里的译文是：“诊费十元，请请。”如果看过全篇，即可知道，这位“庸医”实则带有嘲讽的语气，讥讽恶棍，故意连说两个“请”字，“庸医”曾经劝说过恶棍要过“安静的生活”，但恶棍还是被打了之后来找“庸医”，“庸医”有意嘲弄和幸灾乐祸的神态，在“请请”之下，呼之欲出。仔细体会一下，就会发现，在体现人物性格方面，远胜斐然的译法。不过，从整篇译作上看，金庸的译作不如斐然的流畅自然，其他篇章也是如此。搞笑的是，到了李以建编的《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·金庸卷》书中，变成了：“诊费十元，请。”编辑给删掉了一个“请”，韵味大减，语气也显得过于生硬，幸亏不是感叹号，否则，就显出不给不行的一种强横态度，倘若这个语气和态度，此不知好歹的庸医很可能会被恼羞成怒的恶棍打死。编辑在此既没有忠实金庸原文，而且又有欠考虑整体文章风格，自以为是，实是败笔。《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·金庸卷》，李以建编（七）《超等大脚》原名A Very Honorable Guy。所见收录于各个版本的GUYS AND DOLLS以及1976年版Damon Runyon FAVORITES。直译为“一个非常正直的人”。斐然译作《大脚山姆的信用问题》，是发表在《东南日报》的第一篇。写的是一个正直的人，却是最不正直，当然，最有信用的人，同时也是最没有信用的人。如果不看原文，仅看金庸的标题《超等大脚》，还以为写大脚呢，将会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（八）《恋爱大王》原名The Brain Goes Home。所见收录于各个版本的GUYS AND DOLLS以及THE BEST OF DAMON RUNYON，也是伦扬的代表作之一。斐然译为《赌场老板回府》，是他发表在《和平日报》上的第一篇译作。从篇名翻译上看，斐然的译法更符合原著，而且也可以看出故事大意。金庸的译法，则容易使读者误解，毕竟这里面没有恋爱的事情，只是一个赌场老板与三个包养情人的故事。赌场老板意外受伤，害怕被警察抓捕不敢去医院，只好被人抬着回家养伤，但回到哪个家成了问题，结果先后回了三个家，三个情人竟然全不收留，赌场老板愣是死在了别人家中。这是一个“讲良心”的故事，当然，讽刺的自然就是“不讲良心”。俗话说穷生奸计，富长良心，实则在现实生活中，很大程度上是相反的。译者署名“温华篆”的《恋爱大王》此篇反讽气息浓厚，可谓精品。但是此篇在金庸和斐然之前，已有人译过。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。1945年5月《文摘副刊》第一卷第四期，刊登有署名“张静”翻译的《智多星归天记》，即是此篇。原著标注是“台蒙·伦扬”。不知译者张静是何人。正文前有简介：阿尔法莱德·台蒙·伦扬专以俚语写美国九流三教的生活，他富于创造性，但又写得非常淋漓尽致，在美国，自奥·亨利以来，伦扬是一位了不起的美国俚俗文字作家。这三位译者，在此篇的翻译上，都很忠实，尽管在字句上都不相同，但故事剧情上没有多大变化。结尾一句，更是典型的“奥·亨利”式。以“张静”的结尾为例：“要是说智多星有一件从没有过的东西，那就该是良心了。”（九）《马场经纪》原名The Snatching of Bookie Bob。所见收录于1956年版GUYS AND DOLLS以及A TREASURY OF DAMON RUNYON、THE BEST OF DAMON RUNYON。伦扬曾一度自我讨厌“百老汇”故事，而重开炉灶，他向《科利尔周刊》（Collier）提供了“In Our Town”系列作品，这是一组微型侦探小说，而伦扬的本意更是搞笑，他是为了讽刺同时期的雷蒙德·钱德勒，拿他开开心，解解闷。钱德勒是当时著名的推理小说作家，擅写冷硬派私家侦探，对后世的硬汉派侦探小说有着深远的影响，代表作有《漫长的告别》《长眠不醒》。伦扬故意塑造了一个蠢货“我”和另外三个怂货，专和警察捣蛋，人物形象和行事风格与钱德勒的硬汉自然是大相径庭。（十）《神枪大盗》原名The Hottest Guy in the World。所见收录于各个版本的GUYS AND DOLLS以及A TREASURY OF DAMON RUNYON、Damon Runyon FAVORITES。直译为“世界上最帅的男人”。未见有斐然译本。不过，金庸在译文里却翻译成“全世界最‘热’的家伙”，大概是用的“热”的引申义，指的是“最受欢迎的家伙”。剧情并不复杂，写了一只杂技团跑出来的马骝（猴子）“绑架”了一个婴儿，跑到了屋顶上，“我”请求警察帮忙，警察也做不到，只好求助于一名“神枪大盗”。这位大盗的枪法是百发百中，他经过研究之后，认为“子弹要打在那只马骝的两眼之间，它就会向后仰跌而不会向前俯跌”，这样可保孩子平安无事。他觑准时机，果然一枪击毙了马骝，顺利救下了婴儿。后来“我”问他救婴儿时有没有难度，他说：“我放枪的时候遇到了一点困难，屋顶上有两张脸孔，我怕打错了一张，因为要分辨那只马骝和你的儿子是很不容易的。”结尾突然爆笑，具有极强的喜剧效果。但金庸翻译此篇还是使用了粤语，而且译文中时而“马骝”，时而“猩猩”，名称并不统一，而且粤语里的“马骝”，指的是“猴子”，并非“猩猩”。金庸大概也像“神枪大盗”一样，分辨猴子和猩猩“是很不容易的”。（十一）《开夹万专家》原名Butch Minds the Baby。所见收录于各个版本的GUYS AND DOLLS以及A TREASURY OF DAMON RUNYON、Damon Runyon FAVORITES。直译大概可译为“壮汉照顾宝宝”。金庸的译名有点莫名其妙，尤其篇名里还用了粤语方言“夹万”（就是保险箱的意思）。虽然从篇名上可猜测出故事情节，但完全改了原著名。此篇译本较多。粗略统计，除了金庸译本，还有三种译本，分别是：1947年第一期在《银行通讯》上的《劫库记》，译者“林疑今”；1947年8月26日在《和平日报》上的《照料小娃儿的专家——大勃区》，译者“斐然”；1948年12月在《西点》杂志上的《强盗与婴儿》，译者“李葆真”。林疑今是我国最早翻译和研究美国文学的知名学者之一，林语堂的侄女，代表译作是海明威的《永别了，武器》。李葆真也是我国早期著名翻译家，以翻译高尔斯华绥文集闻名于世。从译名来看，李葆真最为贴合原著，其次是斐然，而林疑今的译法则和金庸的类似。此篇与《马场经纪》是同一系列作品，主角还是蠢货“我”和三个怂货。伦扬总共写了四篇“In Our Town”系列作品，此篇是最后一篇，读者劝他还是写“百老汇”吧，他才浪子回头。这种虚构型故事实际上并不符合伦扬的脾胃，伦扬已经达到了他讽刺钱德勒的目的，也就见好就收，鸣金收兵了。不过，比较喜剧的是，伦扬的这四篇侦探小说，并没有打动钱德勒，也没有发现钱德勒对此有什么反应的文字出现在报刊，钱德勒也许付之一笑，也许不屑一顾，天知道呢，反正“我”是一个蠢货，不知道也没什么可害臊的。五在伦扬作品流行之时，时人就将伦扬与奥·亨利相比较，认为“这两个人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，除了天才”。这恐怕是笑谈，或者仅是从作品主要的描述对象来说的，奥·亨利描写的对象是“生活在商业资本主义重压下的善良市民”（叶灵凤《奥·亨利与美国小市民》），而伦扬的笔下人物，则多半并非良善之辈，很可能都“不是好人”。这仅是笔下人物，如果从写作特点来看，那么就比较高度一致了，都是篇幅短小、文字浅显，故事性强，直率坦白，有笑有泪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富有人情味，深受读者喜爱。《纽约时报》评价伦扬作品：重要的是，这些故事的可读性非常强，很真实地反映了他们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和条件，让你无法放下书，希望有更多的……伦扬继承了奥·亨利的天赋，善于讲故事（按照美国的老传统），同时又使他的人物和语言完全可信，非常真实。1948年8月6日上海《真报·连环套》有一则署名“海凤”的短文《花旗邵西萍》，介绍伦扬：伦扬是近代英国有名的头篇小说家之一，常以男女间的纠葛为题材。有人称他是“花旗邵西萍”。最近斐然先生在《春秋》及《和平日报·沙龙》上各译一篇，极精彩有劲。1948年8月8日上海《真报》又刊登一篇署名“约翰生”的短文《华灯录·仑杨的作品》，全文照录如下：海凤兄昨日述及“花旗邵西萍”台蒙仑杨，语焉不详，不佞亦喜仑杨作品，每读一篇，爱不释手。仑杨孵百老汇咖啡馆，数十年如一日，每晚饮咖啡，非五十杯，不为过瘾，百老汇路上，几无人不识仑杨，上至戏院老板，影业巨头，下至贩夫走卒，三教九流，故仑杨写下层社会，红眉毛绿眼睛人物，无不栩栩如生，而其故事结构，尤有意想不到之发展，诚近代文坛之怪杰也。仑杨甫于去年以喉部癌症去世，患是症者率为饭酒过度所致，仑杨死后遗嘱，将骨灰以飞机遍散百老汇上空，临死犹恋是土也。笔者请教上海图书馆祝淳翔先生，经祝先生拨冗指点，始知：“海凤”即杨嘉祐，生于1920年，著名文史专家，原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，著有《上海老房子的故事》《上海风物古今谈》等；“约翰生”，即董乐山，生于1924年，著名翻译家以及美国文化研究学者，代表译作有《一九八四》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等。“邵西萍”，又写作邵茜萍，民国时期有名的十里洋场才子，在各种小报上写了许多“花稿”（特指描写花间风流韵事的文章），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十里洋场众生群像。“仑杨”，即伦扬，此文将他比喻为“花旗邵西萍”（按此邵茜萍可称“沪上伦扬”），也就是美国的邵茜萍，可见伦扬在当时的十里洋场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，在小圈子里很流行。伦扬作品优点固然是有目共睹，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，在当时就曾遭到批评，认为他的世界里，“每个男人都是男人，而每个女人都是玩偶”，不过，读者还是选择原谅了他，毕竟“他把生命融入其作品之中，这是其他作家所没有的”，“不指望将来还有谁能像丹蒙·伦扬那样，把犯罪、暴力、放荡、掠夺成性、毫无价值的东西，以及偶尔在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的不假思索的正派，写得那么有趣，那么滑稽”。丹蒙·伦扬生动传神地塑造了很多神态各异的小人物形象，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小人物形象，可能就是深受伦扬的影响，这些小人物形象在伦扬的小说里可说俯拾皆是，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也是不胜枚举。读者可以想象一下，《笑傲江湖》里岳不群在封禅台上阴阳怪气地面对左冷禅，或者《倚天屠龙记》里胡青牛在大雨中看见少年张无忌胡乱地医治常遇春的情景，那些小人得志的面孔都能在伦扬的作品中找到类似者。金庸翻译伦扬小说的时候，估计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写武侠小说，但到了写武侠小说这些小人物时，伦扬的人物形象就会跳跃出来，奔走于金庸的武侠世界。丹蒙·伦扬小说曾经风靡一时，但奇怪的是，迄今除了已经出版了金庸的《最厉害的家伙》，尚无其他中文集子，《最厉害的家伙》竟然成了唯一的伦扬小说中文译作。斐然尽管翻译的最多，但并未见到结集出版。从这一点来看，《最厉害的家伙》除了具有金庸属性，还赋有另一种翻译文学上的特殊意义，无论是研究金庸译作，还是研究丹蒙·伦扬，都是不可错过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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